转载自： 心理八八 2018-08- 10 文 | Lori Gottlieb 译| Dawn 董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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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焦虑之下藏着一种信仰：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能胜过天性。

这篇文章就告诉我们，“完美父母”培养的孩子一样会有问题。

以我们普通父母的程度，担心成为“完美父母”可能是想多了，但是我们一样会有责怪自己没有成为完美父母以及责怪孩子不够完美的潜在倾向。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过度体贴和包办，会损害孩子自己求生的能力。

只要不做过分错误的事，父母自己保持些自然、真实的生命力，而不像教科书般空洞，对孩子恐怕还更好些~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

“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

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

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

但是什么才是“对”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书店，立马眼花缭乱：

布莱泽顿、斯波克，还是希尔斯？

幼儿中心派、家长中心派，还是合作派？……

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儿童精神学家温尼科特看来，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

用他的话说，只须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就好了。

不过，过去所有研究——从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到哈里·哈尔洛的猴子实验——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坐在沙发上，靠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

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体贴、更具共情的回应。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

01

特殊的病人

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姑且称她为丽齐。

丽齐有坚实的友情、亲密的家庭和极度空虚的感觉。她告诉我，之所以来咨询，是因为她“就是不快活”。

她还说，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

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极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

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

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飘忽不定”呢？

我被难住了。

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试图弄明白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

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

恰恰相反，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贴心的朋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

毕竟，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

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

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为何会如此迷茫、不自信？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

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

给他们“发现自己”的自由；

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

接送他们上学、放学；

陪他们做作业；

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

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

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

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运用“逻辑后果”来替代惩罚）。

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还有无数同样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

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我们拼尽全力、精疲力竭，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

我读博士时，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这些孩子又如何呢？

02

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因为风险太大，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

在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 VS 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 VS 家长中心派，社会风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不过，即便在推崇“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

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

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

不过，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还不够，你得更幸福。

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寻求大致满足”变异为“你必须任何时候、各个方面都幸福”。

“我幸福”，格雷琴·鲁宾在畅销书《幸福工程》中写道：“但我还应该更幸福。”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变成一场举国运动。

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鲁宾也不确定。

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拥有绝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并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在上东区买了豪宅，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

尽管如此，鲁宾仍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

为了消解“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她开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动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不断收拾衣橱。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接着她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

“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

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

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在临床实践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他说：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

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给她一点时间，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

假如，当孩子被石头绊倒，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再去安抚她的话，孩子就学习到：“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但我现在没事儿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我能自己摆平。”

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

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

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我胆怯地说“不是，她就是喜欢头巾。”）

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明理的、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

总之，用波恩的话说，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并最终更有安全感。

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度过难关。

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

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

还有一个孩子，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

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

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

“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03

无私与自私

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

“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一个莫大的“如果”。

布卢姆相信，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

不错，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精力和财富，但那是为了谁？

“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解释道，“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

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

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或者冲回家帮助是中学生的孩子关电脑。

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但最终承认：“人家所说的‘直升机父母’就是我这种人。”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

莫格尔说，每年开学时，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驱赶”新生父母。

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

佛蒙特大学聘用了“家长驱逐员”，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

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

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当中。

“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他说，“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

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人离婚——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

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

我们每天和孩子互发多条短信，如果错过了短信就会怅然若失。所以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

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

“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肯德隆问，“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呢，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

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健康。”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与此同时，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幸福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尽管那些职业“不一定让人幸福”。

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

“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施瓦兹的话令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

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当说到篮球、T-ball、足球等时，她飞快地说，“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我们不鼓励竞赛。”

我忍不住笑起来，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孩子们避之惟恐不及。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不是家长们化解自己竞争天性的手段呢？

我们采纳的其实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时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挣扎。

温迪·莫格尔说，在她接触的家长中，有不少人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业上多花时间，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务事都不让孩子做。

这些家长到底是太放纵了（不用做家务），还是太狠心了（教导孩子好成绩比做一名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

莫格尔和肯德隆同意，无论表面形式如何——偏执于快乐还是偏执于成就——家长的过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恋的一代，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伤害。

04

选择与安全感

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会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

琼·图文齐说，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

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她举例说，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忙着签到时，孩子跑到一边玩，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

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

但妈妈不干了，跑过去讲道理，说“这不公平”，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

“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这种事时有发生，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长之路。入学之后，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因为在某些时候，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这位老师还说，“还有很多父母，自以为设定了限制，事实上却没有。”

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是拒绝，几经谈判后却让了步。“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巴里·施瓦兹认为，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却出乎意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有选择是好的，选择越多越好，”他说，“但这不是事实。”

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

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那么，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所以他们花费多年，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他们没弄明白，他们应该寻找‘过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

莫吉尔说得更坦率：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作为一名母亲，我对此再熟悉不过。

我从来不对儿子说：“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说：“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周六我会说，“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

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能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

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

事实上，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

就像温迪·莫吉尔说的：“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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